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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论文】白玛措 从经济生活变迁到身份定义转换的研究：以西藏那曲嘉黎县为例

  本文特别感谢嘉黎县索朗嘎瓦书记、达桑阿米副县长、尼玛次仁博士、尼玛次仁镇长、王菲镇长、白玛多吉主席、驻村书记贵桑曲珍、丹增贵桑；感谢给予我田野支持的S村妇联主任措佳旺姆，门巴村长、尼玛副书记、及S村所有牧民。

  摘要：文章借用人类学家Fredrik Barth的边界理论从生计方式的变迁和互动关系来论述群体身份的转换。本文以田野点西藏那曲嘉黎县牧民为例，阐述了牧民群体在不同时期从事特定方式的畜牧生产以及与边界群体的经济互动方式产生的牧民身份定位的变化和转换。‘牧民’一词最初被他者定位的是以饲养牲畜为其支柱生计方式，通过以物易物获取稀缺资源的一个群体；当下的一部分‘牧民’群体在他者的视角中已转换为：饲养牲畜退居为其附带生计方式，经由虫草而形成的现金购买力已跨越城乡边界的一个群体。

  在人类语言的词汇中，我们往往会根据某一群体所从事的经济生产方式给所指群体附上用以指代这一群体的名称，如‘牧民’。藏语中牧民一词音译为‘Drokpa’，虽然还不是很清楚Drokpa一词最早出现在藏语文献的时期，但可以粗略推算西藏的游牧生产方式大约出现在公元6世纪到公元9世纪，特别是自公元11世纪（Goldstein et al., 1991）。Drokpa折射出这样一个群体：饲养牲畜为其主要经济方式，这些牲畜包括了牦牛、绵羊、山羊、和马。草原是其重要而不可缺的资源，牧民通过牲畜从草原获得着一系列的饮食链。因草原的生态因素和牲畜的生物性，经过上千年的生产经验，他们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他们游走在以定居种植形成的‘国家’中心的边缘和边界，也许我们大家可以将游牧民族纳入James Scott所提出的‘Zomani’（山地之人）范围带。这种边缘和边界实际上构成了他者对牧民群体的定位。Fredrik Barth在其著作《Ethnic Groups and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中更多探讨的是族群边界及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和归属是通过个体以及这些个体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形成的（Barth, 1969:10）。边界的理念给很多人类学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如Cohen将边界与认同理论巧妙的运用在社区构建的探讨。Barth的学生Gunnar Haaland则更加具体的如此定义这一理念：定义族群边界的不是包含在其中的文化标签。但这并非是说这些文化标签无足轻重，相反，我们该把这些文化的内容放置于边界的互动性来理解族群（Haaland, 1991:155-156）。国内外很多有关畜牧社会的研究多从这一群体其中的文化特质来表达，而通过边界理论来论述牧民身份转换的研究尚不多。本文通过田野点牧民生计方式的变迁、以及这一群体与他者互动所产生的边界重构、融合来阐释游牧群体的在不同经济模式情景下的身份转换。

  1950年代前，普通牧户日常的经济生活模式以牲畜产品的自给自足为主，虽然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市场也存在，但并不占主导地位。其他资源如虫草、贝母作为藏医的药材仅可能被少量的采摘，但没有市场化，也不是物物交换的成品。以物易物的交换模式是牧民与他者互动的重要方式，由此获取本地资源没办法提供的其他消费品。这种互动形成了他者（定居点居民、流动商队的商人）构建牧民群体身份的一种重要视角：

  以嘉黎县Ｓ村为例，除了牧民自产的畜产品，获得其他消费品的途径有三种：与农耕地区的粮食交换；在那曲和的交换；与茶马驮队的交换。

  与农耕地带的群体交换农作物是这一时期界定牧民这一群体身份的边界视角之一。牧民不生产谷物类粮食，于是通过畜产品、天然湖盐和农作物的物物交换获得稀缺资源。参与这种交换的一般而言均是男性。每个单独的牧户会有一个壮年男劳力参加，一些没有劳力的家庭则可能请求并且获得亲系的帮助。同属一个或者分属不同‘如哇’的人员便会结伴而行。人力徒步路径现在的忠义乡再去林芝。交换品则用牦牛托运。牦牛驮队带去的交换品包括了：酥油、手工揉好的羊皮、牛皮、肉、羊毛以及准备出售的一些活牲畜以及盐巴，也可能包括从茶马驮队那里换得的砖茶。这段路程来回大概需要一个月。

  除了畜产品，盐巴会先从那曲交换，再拿去交换粮食。我本人就曾带着牦牛去那曲镇换过盐巴，去那曲的这段行程约需十多天。那时，围绕孝登寺周围仅有几个小商铺。我们从那曲买盐巴（用粮食交换，或者用货币购买）。这些盐巴除了留一部分自己消费，更多的会拿去交换粮食。那曲一带的粮食不如这边多，这边离贡布近，所以获取粮食较为便利。一趟交换粮食的行程可能1个月，但有时更长，有一次我们去囊县，竟然耽误了3个月，在交换地住了近半个月。因为当时很多农户只有少数的粮食可以交换，有的农户甚至欲用核桃交换我们带去的酥油。（L录音访谈。2013年）

  牧民们换回的最主要粮食就是足够一年消费的青稞，其次是大麦。青稞和大麦拿回来后会自己磨成糌粑和面粉。青稞也会用来做过年时饮用的青稞酒，一般会酿制约25斤青稞的酒。因为所酿青稞酒很适量，故少有人酗酒。米是鲜见的粮食，很少有驮队会交换米，去贡布时，只有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寺院的商队能换得几袋米，但一般都换不到。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家庭，也会去别人家的田里捡收割散落的谷物积攒起来，作为口粮使用。

  牧民所持货币不多，但若条件允许，一些消费品如用来做藏袍的羊羔皮和羊皮，以及布料类、瓷碗类奢侈品会从那曲购买。但藏式衬衣在那曲比较难买到，需要托那些去的人购买来。

  与其他牧业地区不同，嘉黎县的牧民在这一时期还与经商的骡队有着互动。经商的骡队虽是一流动的群体，但却与这一带的牧民以稀缺资源的互换产生着不同群体之间的边界互动。现在所说的‘茶马古道’有一段路刚好路径S村，故前往后藏和印度经商的茶骡驮队会路径此地。这些商队没固定的驻留地点，根据商队自己是不是需要购买糌粑、酥油、肉以及交换饲料及休息为主来选择驻留地点。这些商人多来自昌都芒康，也有来自云南的。商队的规模少则有30个骡子组成的驮队，多则会有上千个骡子组成的驮队。驮队的数量不能太少，否则可能会遇到强盗，所带物资便会被一抢而空。驮队可能只带很少几匹马用于人骑，因为一批马需要的饲料相当于两只骡子的饲料。在行走过程中，他们会用带来的商品和地方的人换取给骡子喂的饲料。这些商队大部分都会前往印度出售其茶叶、粉条、红糖，染色的布料。据说特别大的商户在印度有自己的商户，中等的商队则是直接交换而归从印度返回时，则会带来各种麻布、布料、糖。从L老人的一段回忆能够准确的看出茶马商队是对途径牧区稀缺物资的一种补充途径：

  前往后藏和印度去的驮队，路径这里必会在这一带休息。我记得我用酥油换过茶叶，5斤酥油大概换了10条或者15条茶叶，每条中有4块砖茶。他们带来的这些茶非常好喝，可以熬制3次还有茶香味。现在市场上买的茶只能熬制一次，再熬制就没有色泽和味道。我也换过用来加工马鞍装饰以及鞋时的皮革材料。这种皮革加工鞣制的非常好，并且有五种颜色，其大小相当于一张羊皮，有的人也说这是山羊皮加工而成。还有加工好的青蛙皮，用来做刀把装饰，马鞍装饰。和这些商队交换时，即可以用我们手中的物品交换他们带来的商品，也可以付货币。这些商队在返程途中，也会在这儿歇息停留。我用酥油换过他们从带来的麻质布料和制作好的麻布藏式衬衣。

  这一时期，牧民群体以其畜产品的生产与农耕群体、流动商队之间以稀缺物的交换产生着特定的边界互动。

  在这一时期，传统的游牧生计方式由定居方式取代，经济模式亦由集体主义时代的集体经济取代（科拉斯；扎洛，2013）。这使得牧民群体与他者的边界互动也产生了变化。

  人民公社时期，牧民群体的边界重构从其最小的经济单位开始：集体经济打破了以往游牧社区家庭作为最小经济单位的空间，每一个家庭以入股的方式来加入人民公社，牛羊多的家庭股分就多，同理，牛羊少的家股份就少。在此基础上，所有的畜牧劳作活动以集体畜牧生产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新的集体劳作方式在具体的牧业操作方式上则大量参考着个体家庭时期的经验。如，分类放牧牛羊、幼畜及成畜；分类加工畜产品。G回忆到“公社时期，社员们会被分工从事不同的牧业劳动。如，A放牧成年牛群，B负责放牧成年羊群，C专门负责放牧小羊羔及小山羊羔，D则放牧小牛犊等。还会分工负责挤奶、提炼酥油、晒奶渣”。

  牧民与他者的另一边界互动则依旧是畜产品、湖盐与农产品的交换，当然，这种交换队伍由集体经济时期的公社队员组成。

  国家视野下，牧民群体与农民等同涵盖在农村群体中，这使得这一时期牧民的身份认同之一来自公社与国家，城镇与农村的边界互动。如，集体生产的所有畜产品，一部分会分配给社员；一部分则由国家统一收购。国家统一收购的畜产品如酥油，肉，羊毛，虫草（每斤7元-10元）则在国有商店中实行统一销售。G对这段时期的回忆折射出个体牧民所持物资的匮乏“我们家有四口人，我们自留的牲畜只有两头母牛，每个人每月有16斤口粮（面或者青稞）。但这些粮食到月底就基本不够了。我去放牧时，身上带的食物只有很少的一点糌粑，几把炒好的青稞，偶尔可以带点奶渣汁。我记得干部家里有相对多一点的粮食，尤其是我们吃不到的大米、面和清油”。

  就如G所提到的，国家干部职员根据劳动强度来定粮。每个人的分配如下：用工资和各种票来购买。干部30斤，家属27 斤，小孩根据年龄大小定粮：5到10斤不等。80%是细粮（大米，面粉）；20%是粗粮（青稞，苞谷）；清油（0.5斤或1斤），肉（4-5斤）和糖（每个人半斤糖）都定量：布和棉花类也是统一定标准：成年人一般是棉花2斤，布票20尺。在S村，当时可以吃到国家口粮的令其他牧民羡慕的有几家Z5(1)的丈夫 ，C11(1)本人以及G22的父亲。

  这个时期，牧民的衣、食、住、行基本都在公社控制之下。但，稀有物品的分享和交换仍然在私有空间（private space）产生。如，代表城镇群体的干部和代表农村群体的牧民之间：牧民赠送给干部酸奶，肉，干部则回赠米，半新的衣服和现金。但这些交换都发生在关系极好的人际圈中。S村中一位经历过人民公社生活的中年牧民Z回忆到“那时候，我最喜欢去Z和G家，因为他们家总有好吃的糌粑和大米。每次去Z家，我都能吃到一大坨糌粑，虽然有些陈旧味，但是非常的香，以至于迷恋上了那种陈旧味。现在我会尽我所能去多看望已经年老的Z，也是因当年的这种恩情”。

  1983年10月，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设立乡政府的规定，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政社分开、建立乡人民政府，领导本乡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社队企业成为合作经济企业；村民委员会成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公社体制宣告结束，到1984年底全国基本完成了撤社改乡的工作。至此，人民公社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1979年，在中央 “指导下”，全国农村逐步开展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西藏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0年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在西藏农牧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计划经济时期的统购派购，并逐步放开农牧林副渔和土特产品价格。1984年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在坚持土地、 草场、森林公有制的前提下，农牧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在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

  “包产到户”结束了集体经济时代，牧民社区回归了以家庭为最小经济单位的状态。如，S村在公社时期集体共有的牲畜，不论老幼，按照每个人4头牲畜，每两个人1只绵羊，1只山羊的标准分给了每一户家庭。G9(2)家四口人共分得16只牦牛。这也决定了，人口多的个体家庭所分得的牲畜多，反之。

  1980年代以前，牧民与市场的边界互动尚不活跃，故稀缺物资的交换或以货币、或以‘礼物’礼仪式的物物交换建构着城镇与农村（牧民群体）的边界。

  自告别集体经济，19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使得牧民所拥有现金数获得急速增加，购买力的增加使他们可以和城镇居民同等的购买各种市场成品。‘社会主义平等化’打破了以往城乡之间的差别（闫云翔，2000）。生计方式的变化和重构，使得牧民群体的身份不再以逐水草而居、以物易物、或城镇与农村的边界互动来定位。

  牧民群体的收入模式以及消费模式的改变重构着当下牧民与他者边界的互动关系，这种重构再一次转化了牧民群体的身份认同。收入模式改变的最显著点表现在牧民越来越活跃的融入市场的交换、以及现金的收入和和现金的消费能力中。牧民与市场的边界互动构成了当下牧民身份转换的重要特征之一。如，S村牧户的收入可分为三大类型：虫草、畜产品以及另外的收入。其中，虫草所产生的年现金收入达到5,883,900，占总收入的89%，另外的收入达636,254元，占总收入的9%，畜产品收入有121,225元，仅占全部收入的2%。采挖虫草所获得的现金收入已远超于了其他两类收入类型，畜产品收入仅作为辅助类收入资源占整体收入的最小额部分。其中，畜产品收入只针对那些饲养牦牛的家庭，可分为出售牛肉、牛粪、酸奶和牛奶，以及牛皮的收入。牛肉的收入为80,900，占畜产品总收入之67%；牛粪28900，占24%；酸奶及牛奶6235，牛皮5190，这两项收入略微近似，分别占 5%和4%。另外的收入分类中则以不同家庭的情况分为跑运输包车的收入、出售贝母知母、开饭馆、小卖部的收入，以及出售饲料的收入。此外，包车跑运输的收入为243,000，占第三类收入类型的38%；工资收入为220,800，居其次占35%。拥有工资收入的是小众群体，因本人或因嫁给国家公职人员而使得工资成为其固定的收入之一；开小卖部的受益为97,200，占15%；开饭馆的收入为30,000，占5%；在县城出租台球桌的收入为24,480，占4%；出售药材如贝母和知母的收入为13,000，占2%；低保收入为4,004，占1%，出售青稞草的收入为3,770，占第三类收入类型最低。有一家庭则因其亲戚（国家公职人员）定期将工资收入的一部分赠送给该家庭，而使得赠与成为该家庭的固定现金收入之一。非现金流的收入中，则以一种直接的交换形式存在，如：没有饲养牦牛的一些家庭会将其种植的青稞饲料同那些饲养有牦牛的家庭进行一年性的直接交换。

  牧民现金收入的增加改变了以饲养牲畜为其主要生计方式的模式，而且进一步打破了以往牧民与城市收入人群之间的界限。就如道班工人Q的例子，Q与牧民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和丈夫有稳定但可能不是很高的工资收入。Q描述到：“现在的牧民不比以往，生活条件好。例如，我们回赠礼物时不能将就。回赠的礼物必须是些上档次的且能让收礼者喜欢的物品”。 而G的一段回答则更直接的表达了城乡边界的重构：“公社时期，很羡慕那些干部，因为他们是为国家工作的城里人，所以能吃到大米、清油和还有别的物品。但是，现在我们的现金收入使得我们大家可以和干部一样从市场上购买任何物品。如果虫草收入好，我们的现金收入可能比那些干部还好。我们和城里人差不多，也不再羡慕他们了（笑）”。

  建立在这一收入结构上的消费模式分为六大类型的开支：食物（购买的食物和自己生产的食物）、教育和医疗、采集虫草以及宗教开支。如，购买食物的开支为2,057,514，占各类开支总额的44%。食物开支分为粮食和蔬菜两类，有趣的是购买蔬菜的比例占41%，购买畜类食品占38%，粮食为21%。其次为占17%的取暖开支，为768,500元。取暖开支中包括了购买衣服的花费707,600、购买牛粪和煤炭的开支60,900；教育投入开支684,640，占15%。教育开支指为孩子上学期间支付的各种零碎开支，那些有上大学和高中的学生家庭还包括了学费开支；医疗开支为492,660，占11%。这主要指不包括农村医疗支付范围的自己垫付的相关开支；各类宗教仪礼的开支为392,329.5,占8%；采挖虫草的开支为228,000，仅占5%。采集虫草开支主要指采集虫草期间所花费的食物费、汽车及摩托车加油费、以及去外村采集虫草时所支付的采集虫草人头费。

  食物开支分类中，对那些自己饲养牦牛的牧户基本上无需从市场购买畜产品，按照市场行情报价折算，这些牧户消费的自产酥油为2,408,810元，牛肉为937,860元，牛奶酸奶为552,403元，奶渣为105,799元。如，自产的食物消费品中酥油所占比例最高为60%，其次为牦牛肉占23%，牛奶酸奶占14%，奶渣占3%。自产消费品总计为4,004,773元。饲养牦牛相应的开支包括了购买饲料种子、雇人收割饲料、以及修建牲畜棚和购买兽药的开支，折合成现金为647,504。

  消费模式的变迁体现在饮食、服饰及消遣几方面，这种变迁已弱化了城镇与农村之间的边界。牧民的日常食物以米、面、糌粑及蔬菜为普遍。不仅离县城近的村落如此，邻村也类似。

  我们驱车15分钟到了邻村，拜访81岁的长者N。N和其73岁的妻子L与儿子、儿媳和孙子住在一起。 L蒸了馒头，端上让我们享用。过了一会，L在一个平锅里放了肉末熬煮了约半个小时，加了切好的菠菜，煮了约十几分钟。L一边端给老爷爷Ｎ，一边告诉我‘老爷爷不能吃炒菜，但因为爱吃蔬菜，所以在肉汤里煮点蔬菜’。过了一会，看到L在炒肉末接着加了一道切好的蔬菜。烹饪约10分钟，放好，让其儿子带着这道菜和一份已经炒好的红萝卜炒肉，送到正在挖人生果的儿媳妇那里。L笑着对我说：“现在的牧民如果不吃炒菜，就当是没有正式的饭。不像以前，牧民吃了‘嘎让’（指酸奶、奶渣汁）就可以是一顿饭。”（2013年10月17日星期四）

  价格不菲的服饰代表着时尚、流行的消费观。如上述统计数据所示，取暖开支中购买衣服的开支可达到707,600，在衣服类的开支上多以年轻群体为主。如L谈到她们一家四口每年在衣服和鞋类上的开支能够达到40,000元。访谈者有些质疑的问“会有这么多吗？”。L很确信的答道：“我们买衣服不会买很普通的那种。去时，会去高档的商场买那些最好的衣服。有的衣服单件都会花上千元”。

  休闲娱乐方式已渐渐融入城镇化的模式中，‘藏餐厅’、‘网吧’和‘舞厅’成为牧民主要的消遣场所。访谈者常在县城的噶玛藏餐馆见到L和其友，桌上摆有几罐可口可乐，小杯酌饮。传统的休闲娱乐方式已近消失。访谈期间，几位30多岁的村民聊起他（她）们20多岁时，经常会在村里一起跳锅庄舞，对歌。那时还没有通电，年轻人会点起篝火，一直对歌跳舞到凌晨，然后就去放牧。说起这些场景，聊天的几位牧民都显示出留恋。他们不禁感慨在村落中年轻人跳锅庄的年代已逝，取而代之的是年轻牧民去‘舞厅’跳锅庄。在县城的一家‘舞厅’，访谈者看到了很多邻村的牧民来这里消费，不时上舞台跳锅庄舞。坐在卡座中的牧女，着流行的韩版服装，手里不停玩着手机。也有精心打扮，面部粉底致肤色极为白皙，着轻便型藏装的年轻牧女。在近乎于震穿耳膜的音响声中，‘舞厅’里座无虚席。和我同去的本地朋友告示我“以前，城里有工作的人来这里消费是一种常态。牧民们没多少现金，偶尔会怯怯的站在门口看着里面，然后离开。现在，牧民来这里消费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大多只会消费饮料，消费起来非常潇洒。饮料一箱一箱的买。来这里消费啤酒的大多是干部职员，但消费力度就不像那些牧民潇洒”。

  对于牧民因虫草收入而形成的收入和消费模式，来S村有几年的汉族木匠Z和其妻子对我们道出了他们的看法：

  “因为虫草，这些牧民的生活过的很舒服，虫草收入极好的牧民其一年收入比那些国家干部不吃不喝十年的收入还要高。而我们这些打工的，一年挣的钱还不如村里一个牧民小孩一个月挖虫草所得的钱。牧民们可以在1个月之内轻松的赚到十几万，甚至百万。虫草的收入得来的太轻松太容易，所以他们花钱也不像我们这样节约。有的牧民有计划，不乱花钱，会把钱存起来为小孩的教育投资，同时为以后在买房子做准备，不用再当牧民。有的牧民没有计划，赌钱赌注也下的大。有的一年挣下来的钱当年就花完，有的花完了还到处去借。但是，他们有虫草，第二年一样能挣到钱。不像我们，辛辛苦苦一年下来，第二年能否赚到钱也不是确定的事。我们如果像他们那样消费，会非常心疼，因为我们的收入都是辛苦钱，一年辛苦下来赚的不容易”（2013年10月6日）。

  他们的视野代表着一群与牧民有着日常接触的一个群体，他们与牧民的边界互动又形成了有关当下牧民身份定位的一个新内容。

  如果说传统定义上的“牧民”是以牲畜产品的自给自足为其重要经济模式，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与农作物生产者和流动商队的边界互动获得稀缺物资的一个特定群体，那么当下的牧民群体则成为货币市场中的花钱的那群人之一。牧民们虽仍然以草场和牲畜为重要的生产资源，但多样化消费品的获得则是通过现金获取，而占据现金收入最大比例的并非畜产品。虫草，已成为牧民们低成本高收益的现金收入来源，这决定了牧民们所具备的现金购买力，这种购买力则决定了牧民与市场互动的活跃度。

  生计方式的变迁重构着牧民和他者之间的互动方式，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边界在不断的重新定位着牧民身份的转换和认同。从生计方式的角度，并且仅以S村类似的群体为例，如果说‘牧民’一词最初被他者定位的是以饲养牲畜为其支柱生计方式，通过以物易物获取稀缺资源的一个群体；当下的一部分‘牧民’群体在他者的视角中已转换为：饲养牲畜退居为其附带生计方式，经由虫草而形成的现金购买力已跨越城乡边界的一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