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在保持持续快速地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消费率过低与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尽管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收入差距扩大是造成我国消费率下降的根本原因，但鲜有学者关注劳动收入份额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与我国需求结构失衡的关系。以Bhaduri和Marglin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强调劳动收入作为需求来源与生产成本的双重属性，识别了经济稳步的增长的两类区制（regimes）——“利润拉动的增长”（profit-led growth）和“工资拉动的增长”（wage-led growth）。前者意味着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对投资和净出口的抑制作用超过其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因而总体上会抑制经济稳步的增长，后者则相反。虽有为数不多的文献应用该模型考察了功能性收入分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既有文献在变量设定、数据处理和估计方法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本文通过发展Bhaduri-Marglin模型，利用1978~2016年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依次估计了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对我国不同需求分量的影响，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对我国经济增长与需求结构的影响进行了事后核算，对继续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做了事前预测。研究发现：我国经济最迟在2003-2004年经历了“区制转换”，由之前“利润拉动的增长”转变为“工资拉动的增长”；当前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对居民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超过其对投资和净出口的抑制作用，因而能在提升居民消费率的同时促进经济更快增长。在2016年的基数水平上，劳动收入份额较现实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将使居民消费率提升0.44个百分点，使总需求增长提升0.33个百分点。不过这一促进作用会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递减，消费率的外生性提高则正向调节这一促进作用。
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当前适度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使其保持稳定，有利于经济“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第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如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金融“脱实向虚”等）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在我国的潜在增长区制已转变为“工资拉动”的情况下，一系列制度因素却使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以致经济愈发依赖不可持续的“外生需求刺激”。第三，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应通过完善制度供给，完善包含劳动关系、财税体系、要素市场制度在内的收入分配决定机制，适度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充分释放“工资拉动增长”的潜力。
文章主要贡献在于：第一，通过引入劳动收入份额对投资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和更为稳健的估计策略，提出我国的分配-增长关系经历了“区制转换”的观点。第二，基于估计结果，核算了我国功能性收入分配的演变对经济稳步的增长及需求结构变化的历史贡献，并预测了不同情境下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对近期经济稳步的增长及需求结构的潜在影响。第三，提出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性矛盾乃是由于现实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潜在的增长区制存在矛盾，为我国通过完善收入分配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在共同富裕中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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